三、善用人工智能:我國政府治理模式的突破創新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為深化政府治理變革提供了全新環境,同時也為政府治理模式的突破創新提出了新的訴求。近年來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的驅動下,人工智能可謂如虎添翼、發展迅速,并在事實上構成了各行各業轉型升級的新動能。面對人工智能蓬勃發展的態勢,我們認為,過度警惕無異于故步自封,與其擔憂未來不如乘勢把握現在、善加利用。政府作為公共管理主體更應樹立積極姿態。當前積極推進人工智能與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以建構適應時代訴求的“智能政府”可謂恰逢其時。

  基于上文的理論分析和實踐總結,我們認為,當下應重點做好如下幾方面工作:

  1.創新行動理念,提升對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重要性認知。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人工智能能否在政府治理層面上發揮最大功效,并為優化公共服務帶來積極意義,首先就取決于多元治理主體對其的認知態度。自AlphaGo以大比分擊敗人類職業棋手以來,人們對人工智能的態度也日趨復雜化,一方面既驚喜和欽佩于人類在智能技術上的突破性壯舉,另一方面對人工智能優于、勝于乃至淘汰人類的擔憂也與日俱增,包括史蒂芬·霍金在內的一大批科學家均表達了憂慮之情。筆者認為,從科學技術本身的長遠發展看,這種擔憂可謂不無道理,但從人與科技關系的當下境況看,這種擔憂不應被擴大化。人工智能誕生半個多世紀以來,雖歷經多次由弱到強的發展和形態演變,但其始終都“未擺脫技術的身份”,都未超越“對人腦工作方式的模擬”的邏輯框架,即其本質上都是對人腦邏輯思維能力的強化,是作為“人腦的延伸物”而存在的。

  雖然現有的人工智能在某些層面和維度接近、達到甚至超過了人類智能,但其作為人類創造物的工具性色彩依舊沒有改變,也即從人與技術的關系看,人工智能本質上是屬人的。人類離具備自我意識的超強人工智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正如百度深度學習研究院副院長余凱指出的:“擔心人工智能的威脅,就好像擔心火星上人滿為患一樣,是不切實際的。”人工智能的當下境況決定了我們必須樹立積極姿態,既把握長遠規劃又正視現實挑戰,唯有樹立前瞻性的行動理念,才能確保人類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中始終立于主導地位。

  對此,各級政府在嵌入人工智能的過程中應著力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應著力推進各級政府機構樹立起智能治理的科學理念。各級政府是實現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務的根本性主體,也是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人工智能能否科學嵌入政府治理實踐,并安全有效地發揮出輔助效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治理主體的態度和看法。人工智能的壯大為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提供了契機,“智能治理”(Intelligentgovernance),就是各級政府機構綜合運用人工智能和現代信息技術,以提升政府服務績效為根本點,對各類資源進行智能化整合和配置,以推進公共治理和服務實現科學化、精細化的實踐活動。

  顯然這一目標的實現,以政府主體治理理念的創新為基本前提。當前必須通過政策引導,增強各級政府機構的智能治理意識,促其積極打破對人工智能的不良偏見,以在不斷盤活政府大數據的過程中,實現治理過程由數字化向智能化的躍進提升,進而形成以人工智能為支撐的公共政策導向。另一方面,要著力提升多元參與主體的數據素養和技術素養水平。人工智能既是數據的集合也是技術的升華,其科學應用需要多元主體的協同配合,尤其是對政府治理中相關數據挖掘離不開社會力量的參與支持。顯然,要達到最優境界也需要以多元參與主體良好的數據素養和技術素養為基本要件,這就需要通過教育促其在數據意識、智能技術應用能力等方面實現綜合提升,以良好的主觀認知能力配合政府主體做好智能治理的實踐工作,從而為推進政府治理過程的智能化水平的整體提升做出積極貢獻。

  2.創新主導模式,建構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配套管理機制。

  正如諾斯(DouglassC.North)指出的,制度是社會的游戲規則,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行為范式。人工智能時代政府治理變革的現實缺憾迫切需要相關機制的發展創新,這其中首要的就是政府作為主導主體在管理機制上的跟進創新。對此,當前應重點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1)建構形成專業性的領導機制。領導是組織的核心,人工智能科學嵌入政府治理的關鍵在于領導,提升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需要通過完善干部選拔機制,鑄就一支兼具智能治理理念和實踐經驗的新型領導隊伍,如借鑒國外經驗成立相關的管理委員會,或設置專門的首席人工智能官(CAIO)等,使其成為智能政府建設的中堅力量,確保政府在人工智能應用中始終把握主動。

  (2)建構形成多元主體間的信息共享機制。人工智能對數據和信息的依賴性,決定了其科學嵌入政府治理的過程必定是政府在數據和信息上實現有效連通和安全共享的過程,對此也應以相關機制的發展完善來提供支撐,如利用電子政務系統形成統一的數據共享平臺,對各部門的信息流通作出協調,并基于黨務和政務公開的相關法規切實推進信息公開,以在打破科層制壁壘的前提下為提升智能治理水平提供數據支撐。

  (3)建構形成相應的倫理矯正機制。人工智能對行政倫理的挑戰必須給予正視,但決不能就此而因噎廢食,人工智能畢竟只是一種治理工具,其在政府治理中的很長時間內都無法取代政府主體而單獨活動,因此當其在面對和處理公眾訴求時,同樣需要作為根本治理主體的人的篩查與補正,這同樣需要通過機制建設做出安排,從而推進人工智能環境下的行政倫理流程實現“倫理訴求-倫理盲區-倫理矯正”的有效轉變。

  3.創新治理模式,建構以人工智能為核心載體的政府善治機制。

  推進各級政府實現由管理型向治理型的轉變是現代政府理論的核心要義,但治理本身亦非萬能,其同樣也會面臨失靈的危機。顯然這一境況在人工智能環境下也不會改變。唯有實現政府同社會的合作善治才能有效將其克服,并化解人工智能環境下可能引發的政府信息安全問題。而要建構和形成以人工智能為載體的政府善治機制,就必須著力做好兩個層面的具體工作:

  (1)建構和形成針對政府治理的智能化處理系統。這里的智能化系統,就是政府機構實現由現代通信與信息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和智能控制技術等匯集而成的應用性智能集合,這其中既要基于政務信息網絡化的角度,強化對政府治理的數據挖掘系統和數據存儲系統的建設力度,以推進政府治理進程中的各類非數值型、非結構化數據的有效整合與動態管理,也要基于政府治理需要有選擇性地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如語言識別技術(ASR)、圖像識別技術(IRT)以及自然語言處理(NLP)等,以在人機交互過程中提升對政府治理數據的處理效率,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由知識庫、數據庫、推理機、解釋器和知識獲取等組成的政府治理專家系統,從而為政府善治的實現提供堅實根基。

  (2)創新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政府治理流程。智能化系統建構的根本取向在于應用,政府善治的實現及其優勢的發揮也必須以智能處理流程的創新為保障。如通過人工智能對政府治理數據的優化處理,將傳統辦公自動化系統改造為智能辦公系統,實現對政府監管對象和服務對象的自動感知、智能識別和跟蹤,并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方案等,由此在實現智能化的辦公、監管、服務和決策的過程中,推進政府治理能力實現不斷提升。

  4.創新協作模式,建構政企間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深度合作機制。

  正如前文所言,科技企業構成了當下全球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主力軍。Google、亞馬遜、蘋果、微軟等國際科技巨頭很大程度上引領著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和產業的發展走向。近年來,隨著國家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不斷重視,國內相關企業的科技水平也不斷提升,如阿里巴巴、百度、騰訊和華為等企業也在人工智能的多個技術領域達到了全球領先水平,這些企業的崛起不僅推動民眾生產和生活模式的改變,同時也為政府治理的智能化轉型提供了現實支撐。提升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迫切需要形成政企間深度協作機制,以達到借勢運力和借智發展的重要目標。

  對此,一要借助科技企業的技術優勢,形成政府治理的智能技術引入機制。人工智能本身是一個關涉多重技術的有機整體,在不同的行業和領域,其關聯性技術必然存在差異。對此政府既要積極通過研發外包的途徑,將相關的人工智能技術交給專業化的科技企業加以完成,促其通過定向研發打造契合政府治理需求的人工智能軟硬件,以確保人工智能同政府治理形成內在的兼容性,同時要著力推進智能技術不斷走入政府治理實踐,如重點選取環保、醫療和交通等大數據資源較為完善的治理領域進行探索,以在實踐應用中推進相關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完善。

  二要借助科技企業的智力優勢,形成政府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機制。人工智能的嵌入對人才素質的新要求,呼喚政府人才培養上的相應創新。對此同樣可通過政企協作的模式加以實現,如聘任企業研發人員擔任政府智能治理的技術顧問,或邀請企業研發團隊給予技術培訓、開展知識講座等,幫助政府提升人工智能的應用能力和水平,由此形成一批既具備過硬政治作風,又熟諳人工智能技術的復合型人才,使其在政府智能治理崗位上發揮出應有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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